茅山曾经也是佛教名山

程尊平

大家都知道茅山是道教上清派的发祥地，然而很少有人清楚，茅山曾经也是一座佛教名山，它先是以陶弘景在此佛道双修而闻名于世，后来又成了佛教三论宗的重要传承之地，还因此而孕育出了佛门的牛头宗……

陶弘景在茅山开全国“佛道双修”之先河

茅 山自何时起便建有佛寺似已不可考，由于中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儒、道、释三教就开始了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流通融合，因此其建寺的历史或可上溯到那 个时间段。现已掌握的史实是，梁时隐居在茅山的道家陶弘景，既写过著名道经《真诰》，也写过与佛家和儒家学说有关的著作，他还说自己梦见被佛授予了“菩提 记”，佛告诉他，他将来会成为“胜力菩萨”。

佛 教徒认为，佛会给根据信徒在人世间的功德，事先记载其在何时何地也会成佛。这种由佛事先安排和预告修行者来生命运的讯息，就被佛门称之为“授菩提记”。据 史载，陶弘景在梦醒之后，立即前往鄮县（今之浙江宁波）的阿育王塔，在塔下自誓信佛，并在那里受了佛门的五大戒。据说陶弘景回到茅山后，不但在自己的修行 之地建造了佛道二堂，还另建了一座青坛和一座素塔。青坛居东，表示“紫气东来”，里边供奉太上老君的神位；素塔居西，表示“佛自西传”，里面供奉佛祖的塑 像。从此陶弘景在茅山之中，一日晨昏敬道，另一天早晚礼佛，认真地进行着佛道双修。

据 说有位信道的弟子对此表示不解，曾经当众询问陶弘景：师父您为什么既信佛又信道啊？请问太上老君和释迦牟尼佛究竟谁尊谁卑呢？陶弘景并没有进行正面回答， 却对大家说了一个笑话：某庙之中，既有和尚，也有道士，大家各敬其祖。可是和尚认为佛法广大，佛像不能居太上老君之右；道士则觉得唯道独尊，太上老君不能 居佛像之右，于是和尚与道士争着将庙里供奉的两尊塑像搬来搬去，最后将塑像全都搬碎了。太上老君在云霄之中看到了这幕闹剧之后，笑着对佛祖说：“我和你本 清静无为，不拘色像，谁知却被那些俗人给搬弄坏了！”

这个笑话非常高明，非常巧妙地嘲讽了硬想将佛祖与老子比尊卑的人是在搬弄是非。

另据史载，陶弘景在临终时曾留下遗言说，自己死后要戴冠巾、穿法服，佩道符于左腋之下，外面再用袈裟覆衾全身，不能露出首足。这足以表明，陶弘景的佛道双修，一直坚持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。

虽 然此前有人提出过“三教同源”和“三教融合”的观点，但真正开全国佛道双修之先河的，乃是陶弘景。那么，这位道教上清派茅山宗的开山祖师为什么又要率先在 茅山礼佛呢？这其中的原因颇多。有人认为，陶弘景的母亲郝夫人生前是个虔诚的佛教徒，陶弘景不能不受其影响；还有人认为，陶弘景是由于在朝廷为官时极不得 志才入山修道的，因此难免产生顿悟成佛的想法。其实，陶弘景信佛，似有着不得已的苦衷。因为尊他为“山中宰相”的梁武帝，后来在自己所作的《会三教诗》中 明确表示，自己是少年习儒、中年信道、晚年崇佛的。在中国的历代帝王之中，他崇佛崇得极为出格，不但将佛教列为了国教，还硬是三次舍身同泰寺为奴。显而易 见，梁武帝越是迷佛，就越不利于道教的生存和发展，这迫使极其聪慧的陶弘景不得不另辟蹊径，改用佛道双修的高招，来换取梁武帝对道教的继续认可，以防道教 会在某一天忽然遭到灭顶之灾。另外，陶弘景坚持佛道双修，也是在暗中对梁武帝“佛教为上，道教次之”这一观点的巧妙抗衡。

自古至今，相多多的民众是分不清佛教与道教区别的，既礼佛又崇道也是他们最好的选择。陶弘景这样做，既满足了这部分人的愿望，也得茅山的香火更加兴旺。

可以想象，既然陶弘景能亲自在茅山设佛堂和建素塔，佛教徒当然更会抓住这一机遇，前来茅山筑庵造寺了，而陶弘景的弟子们是没有任何理由、也不会进行阻止的。

大明法师使茅山成了佛教三论宗的重要传承之地

就 在陶弘景将近五十岁的时候，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被后秦的第二任国君姚兴迎至长安，奉为国师，他所翻译的《中论》、《十二门论》和《百论》等佛教著述，由于简 洁晓畅，妙义自然，诠显无碍，深受我国部分佛教徒的重视，还因此创立了三论宗，其之徒孙僧朗大师又因弘扬这三本经书最有功绩，被后人称为三论宗的祖师。

南朝齐建武（西元494─497）年间，僧朗从北方来到江南，隐居于栖霞山。从此，栖霞寺就成了三论宗的祖庭。据史料载，梁武帝曾派了僧诠等十位高僧，去向僧朗学习“三论”，僧诠大师后来索性长住栖霞山的佛寺之中，终身不再下山，专心致力于“三论”的传播。

僧诠大师在栖霞山修行时，收了一位得意的门徒，名叫法朗。法朗出生于江苏沛县的世家大族，22岁时弃武出家，因为他极有气魄，人称“伏虎朗”。陈永定二年（558年），52岁的法朗奉陈武帝诏敕，入居京城（南京）的兴皇寺，被尊为“兴皇大师”。法朗见陈代的帝王特别爱好三论之学，遂抓住这一机遇，当众向主宰南朝佛学论坛已近百年的《成实论》发起难来。

《成实论》是鸠摩罗什译自印度的另一本佛教著述，也是佛教另一门派成实宗的理论支柱。经过法朗25年的不懈努力，三论宗终于大获全胜，从而取代成实宗，获取了在陈朝佛门中的正宗地位。

隋开皇元年（581年），75岁的法朗即将圆寂，他命人召来近千个门人，与他们商议由究竟由谁来继任三论宗的宗师。其时有的人毛遂自荐，有的人推举他者，可是法朗对所有的人选都一一摇头否定。当弟子们请法朗说出自己合意的人选时，法朗竭尽全力地喊道：“我想推举明公！”

法朗所推举的“明公”，就是在茅山丰乐寺中积极研习和传播“三论”的住持大明法师。

殊为遗憾的是，有关大明法师的史料已大多轶失，而仅存于其他有关高僧史料中的、涉及到他的内容也互有冲突，恕笔者在本文中对其进行介绍时，实在无法面面俱到。

据《续高僧传》载，当时法朗的许多门人都很奇怪地问：“师父，您说的‘明公’，究竟是什么人啊？”法朗答：“吾座之东，柱下明也！”

“柱 下明”这三个字让后世的许多佛门学者一头雾水，有的人认为可能是指“柱子下坐着的那个明公”，也有的人只好原文照抄，不敢做任何解释。而我斗胆揣摸，这三 个字共可有四种译法：“老子神像下的那个明公”，、“那个长得像老子的明公”、“那个有‘老子’绰号的明公”或“那个在出家前当过御史的明公”。因为道教 之祖老子曾经当过周朝的柱下史，故“柱下”后来就成了老子的代称，再后来人们管御史也叫“柱下”了。

法朗圆寂时，陶弘景刚仙逝45年，国内可能还不乏佛道双修者。如果我的第一种译法可以成立，那说明大明既是一位佛道双修者，也说明栖霞寺中当时还供着老子的神像，而它就在佛祖塑像之下的法朗法座的东边，这也符合“紫气东来”的传统说法。

原来大明每次从茅山赶来栖霞山来听法朗讲经时，都恭恭敬敬地端坐在那个特殊的位置，他“不移八载”，“口无谈述，身无妄涉”，许多僧人都蔑称他为“痴明”。此时大家十分困惑，不明白法朗为什么要力扶这么一个“弱智”？

法 朗很清楚大家的想法，又说：“我知道自己保举明公，一定会吓坏大家。但是法教无私，不容瑕隐。”接着他命大明法师登上法座，向众僧表个态。可是大明却痛哭 起来，始终不肯从命。法朗说：“我既然将你从茅山召了来，态度就很坚决，你就不要再谦让了！”说罢，竟命几个少年僧人将大明抬上法座，又郑重地对大家说： “在我的祖师所译‘问论’之中，藏有十科深意，可是当初我还未曾言及，明公就已经自己领悟出来了。不妨请他为大家宣讲一下！”大明见无法推脱，果真深入浅 出地将这十科深意一一进行了剖析。大众听后，十分敬佩，也很惭愧一直太小瞧这位大明法师了。而大明在顺利地继承了法朗的宗师之位后，“即日辞朗，领门人入 茅山，终身不出”。

著 名佛学家周叔迦先生在其所著的《杌人集》中说，法朗有很多弟子，茅山的大明法师当数第一。而在《续高僧传》中，对大明法师则有“兴皇遗属（在古代，“属” 和“嘱”可通用），世称郢匠，国人瞻仰”等十二个字的评介。“郢匠”在古代既可代喻文（佛）学巨匠，也可代指常在一起切磋的师友。法朗在临终前一再恭称大 明为“明公”，而大明在法朗的后事尚未操办之时，就率其属下的门人离开了栖霞山，似并不太符合徒弟的身份。由此推断，大明倒好像是法朗的师弟，而非徒弟 了。

大 明法师在茅山的寺院名叫丰乐寺，这是印顺法师在其所著的《中国禅宗史》一书中提到的。不过大明在丰乐寺中究竟干出了什么让国人瞻仰的成就，丰乐寺究竟又有 多大规模，直到目前似还无人可解其谜。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丰乐寺绝非寻常的小庵，否则岂能接纳得下那么多从栖霞山转来的僧众？！

据《续高僧传》载，唐初三论宗里面知名的高僧，大都出自大明法师的门下，如慧皓、慧棱、法敏、法融、智锴等等。

慧 皓是湖北安陆人，从小就当了道士，后来特地前往茅山做了大明法师的弟子（此事或又可间接证明大明法师是一位佛道双修的高僧，因而才会对慧皓有这么大的吸引 力）。隋大业年间，慧皓离开茅山，溯长江而上，抵四川的成都弘法。因为其信众太多，竟被唐高祖李渊以为有“异术”，亲自下旨进行抓捕。经过对其审讯，李渊 才知道自己上了当，又将诬告慧皓的人治了罪。当慧皓南下湖北弘道时，他的追随者又翻了一倍！慧皓隐居起来后，各处的民众还是千方百计地找到他，迎往各地进 行传化。据说慧皓的生活非常简朴，一天只食一餐，一餐只吃一碗饭。有位学士弟子见他太瘦弱了，就让下人将他的伙食办得丰盛一些，但慧皓非但不领情，还将这 位弟子赶了出去，永远不许他回来。

慧棱（576～640），8岁出家，16岁 起受教于大明法师。隋末时，他为了得到“三论”的要旨，曾随暠法师（《续高僧传》中所称的暠法师，经我考证，其实就是慧皓）入四川弘化，并与暠法师一同被 拘入狱。慧棱在狱中共为囚徒们宣讲了五遍“三论”。后来，慧棱又随暠法师来到湖北，并在襄州的紫金寺开席讲说过（在《续高僧传》中，慧棱是随“荆州茅山” 的明法师出家的，可是荆州并无茅山，显然系润州之误）。

法敏（579～645），丹阳人，俗姓孙，8岁出家，曾入茅山听明法师讲过“三论”。隋末之乱时他来到浙江余姚的梁安寺，宣讲《法华经》及“三论”，曾著有《华严经疏》（七卷）等。据《法敏传》载，就连神人都赞叹他所讲的四部大经“功德难量”。贞观元年（627年），法敏曾归返丹阳讲经说法。后来，法敏应越州田都督之请，驻锡一音寺，以致一音寺信众甚多，法会格外兴盛。

智 锴，俗姓夏侯，今之南昌人，少年在扬州的兴皇寺出家，并曾听法朗讲过“三论”。智锴可能是在栖霞寺随大明法师一同前来茅山的，他是位才学很高的僧人，晚年 入庐山重建了大林寺，后又住持西林寺。智锴在庐山住了二十余载，一直不肯下山。隋文帝下敕追召他入京，他称疾不赴；南昌地区的官员来请他前去讲经，他说： “我只想终老山舍，岂能死于城邑之中？”不过当许多信众前来庐山，再三请他前去南昌讲经时，他却真赴约了。不久，78岁的智锴在南昌某寺盘坐而终。其时正值盛夏，可是他的尸身直至被送往庐山时，仍未变形或腐臭，后来，智锴被缄于一个石洞之中。智锴死后，禅宗四祖道信曾经居于大林寺十年，之后便改变了菩提达摩以《楞伽经》印心的传统，改以般若经教学，据说这恰是受到了三论宗的影响。

茅山孕育了法融的“牛头禅”

法融是丹阳人，俗姓韦，隋大业九年（613年），十九岁的他就已经“读尽”了世俗书籍，为了逃避家里为他定的婚事，他逃往茅山，先从三论宗的炅法师剃度出了家，后从大明法师钻研三论和《华严》、《大品》、《大集》、《维摩》、《法华》等经数年（周 叔迦先生根据时间推算，认为炅法师应当是大明法师的弟子；印顺法师却认为，“炅”是“冥”的笔误。他还认为，在古代“冥”和“明”相通，炅法师也就是大明 法师）。《法融传》称“炅誉动江海，德诱几神，妙理真鉴，无所遗憾。融纵神挹酌，情有所缘……”看来炅法师的佛学理论十分精深，名气极大，而法融也学得非 常认真，很有收益。

大明法师圆寂后，法融漫游各地，又从浙江海宁的邃法师、永嘉的旷法师等听讲各种经论，深有造诣。但他觉得这还远远不够，因而再次回到茅山，凝心静坐，又过了整整二十年以养静而息妄念的生活，这在佛门被叫作“习定”。

李渊平定江南之后的武德七年（624年），左丞相房玄龄为了增加国家税赋，奏请朝廷淘汰寺庙，削减僧徒。法融觉得这于国于民都有害无益，随即挺身而出，从茅山入京陈理。据说御史韦挺认真看了法融情文并茂的上表之后，很受感动，忙和房玄龄紧急磋商，并迅速打消了沙汰寺僧的计划。

贞观十年（636），法融来到南京西南郊牛头山幽栖寺的北岩下，构筑了一所茅屋，作为自己的禅室，日夕参究。数年之间，主动前来与其同住的僧侣就有一百余人。

当 时，牛头山的佛窟寺藏有各种珍贵的经史书籍，是刘宋初年的造寺者刘同空特地藏在寺中作为镇寺之宝的。法融得到了管理藏书的显法师的允许，在那里整整阅读了 八年，然后回到幽栖寺，闭门从事研究，后来终于创立了佛门的一个宗派，名叫“牛头宗”，也有人称它为“牛头禅”，法融也因此成了牛头宗的初祖。

牛头宗共传了六代而终，其之第三代法嗣名叫慧方。

慧方（629年～695年）， 丹阳籍人，俗姓濮。他是法融的徒孙、牛头宗第二祖智岩的弟子。智岩觉得慧方很适合做自己的传人，遂示以心印（心印是佛门一种独特的传承之法，又叫佛心印， 它不立文字，不依语言，师父对弟子只是以心传心）。慧方因此豁然领悟了牛头宗的要义，并在山中参验了十来年，不肯出山。四方学者都很仰慕他的学识和德行， 云集来访。后来慧方又将牛头宗的正法传给自己的弟子法持禅师，并独自归隐茅山。

武后天册万岁元年，慧方圆寂，时年六十七岁。据《光绪丹阳志》载，慧方临终之前，茅山忽然出现了彩幡和巨蟒。当慧方的弟子们觉得情况异常时，慧方已经坐化了。顿时，茅山“山林变白，溪涧断流”。

据 周叔迦先生考证，禅宗虽然一直宣称法融是禅宗四祖道信的弟子，但法融的学说仍然出自“三论”。印顺法师则在《中国禅宗史》一书中如是评论说：“明法师是一 位大智若愚的人。他终身住在茅山，（使）茅山成为摄山（栖霞山）精神的继承者。茅山，就是牛头初祖法融出家修学的道场，法融是由此而到牛头山的；慧方将法 门付嘱法持后，又由牛头回到茅山。牛头宗的形成，是继承了茅山的禅风。”

 法融虽然孤身阻止了房玄龄砍寺削僧的计划，但却无法改变中国自唐太祖李世民开始、直至宋末诸皇帝崇道抑佛的主流。自李世民为高道王远知在茅山建太平观之日起，茅山就成了上清派的一统天下，山中的佛教庵堂和寺院也就渐而销声匿迹了。

（南京龙江小区碧树园53号403室）